观点：公益足球 陈戌源并没有说错

　　昨日，做客央视直播的陈戌源所说的“足球本该是个社会公益产品”，这句话引发热议颇多，其中反对甚至嘲讽的声音居众。

　　在我看来，这句观点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公益足球”其本身就应该是职业足球该有的样子。

　　只不过中国的所谓“职业足球”从一开始就缺乏群众基础、从1994年所谓的职业化伊始就实质沦为一帮企业私家球队竞相角逐的民企舞台。

　　所以，时至今日，反倒让习惯了被企业统治的足球媒体与球迷接受不了“公益足球”的内核。

　　事实上，近年来第一个提出“搞公益足球”概念的，并非是陈戌源，而是罗宁，北京国安俱乐部前任董事长。

　　正如第一个严辞控诉金元足球、主张大力限薪的也并非是陈戌源，而同样是罗宁。

　　约七八年前，罗总就公开指出：“现在球迷都说球员的薪水高，球员的薪水是怎么上去的？中超联赛和中国足协一直都有限薪政策，但为什么有些球队打破了当年的限薪要求后，足协没有处罚？足协不处罚，别的俱乐部怎么玩？只能跟进，最后大家一起把市场玩坏，现在这个样子，根本不符合市场规律。”

　　只是，在那个泡沫满天飞、媒体的嘴巴被钞票塞满、球迷的双眼被巨星迷晕的年代里，声称“国安就是买来梅西也没什么意义”的罗宁，没有任何正面的舆论形象，直接被南方系媒体扣上了‘吹牛逼’的恶帽。

　　此番公共画像，倒是与今日的陈戌源别无二致，对陈主席口诛笔伐的媒体与当年对罗总冷嘲热讽的笔杆子，是同一副阵容。

　　然而所有反对公益足球的人、甚至动辄言称“难道用爱发电”、“不让资本家赚钱，人家凭啥投资”的人，都陷入了一个低级的错误怪圈：将“公益”与“赔本赚吆喝”划上了等号。

　　试问公益基金难道不赚钱？公益彩票难道不赚钱？但它们依然是公益的。

　　因为，它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如公益彩票的宗旨和实际用途：筹集社会福利资金，兴办残疾人、老年人、孤儿等福利事业和帮助有困难的人——这是中国福利彩票必须坚持的发展方向和公益方向。

　　足球，同样如此。

　　这才是陈戌源昨晚在央视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而不是被断章取义的媒体和情绪上脑的极端球迷所曲解的“公益=施舍”。

　　公益如果被解读为“施舍”、“免费慈善”，那么这既辱没了公益事业，也有意无意间抬高了那些涉足公益的资本家的形象——这倒确实是资本家们所渴求的舆论方向。

　　但身为球迷，大可不必为那群各自怀揣小九九的老板们唱赞歌，像恩格斯说的：“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恩格斯的这段话，如果用来应景、结合时事，不妨改为如是：“你们吸干了江苏队与江苏球迷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球迷面前摆出一副江苏足球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江苏足球有了什么好处似的。”

　　是不是完美勾勒出了一幅苏宁集团经营江苏足球的真实面目？

　　这就是陈戌源之所以提出“公益足球”概念的缘由，其本质内核为：职业足球，不应该成为企业的私家玩物、沦为一种彻头彻尾的广告载体。它存在于社会的本该价值，应当是服务于全体球迷，其归属权也应当是（所在地的）全体球迷。

　　至于投资者，不过是一个阶段的经营人而已。

　　所以2015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会提出中性名和俱乐部股权多元化的要求。

　　足球，一旦成为老板们的私人玩具，那么只会造成一个结果：老板认定足球有宣发价值时，会大力投入、进而风光无限、巨星奔涌；然而当老板一旦认定足球对企业没有价值时，甩手扔弃简直是一夜之间。

　　总之，足球永远是服务于资本和商业的，而不是服务于社会和人民的。这就是“中国职业足球”根本不职业之所在。

　　这样的悲剧，从金闪闪一支冠军队伍都能够被苏宁果断抛弃的江苏足球身上，已是达到了中国伪职业足球的悲怆顶点。

　　同时要看到，资本足球相较于公益足球的另一个重大弊端，就是球迷得不到俱乐部的尊重、看台得不到资本的敬畏。

　　这一点，同样在苏宁与江苏球迷的五年矛盾、苏宁持续五年时间践踏入侵南京奥体看台的典型实据上，得以体现。

　　公益足球的最大展现即是球迷为俱乐部的最大利益受让方（而非企业），最大特点即是球迷消费（比赛日票房+周边衍生品+连带IP产业）占到俱乐部营收的大头，最大好处即是俱乐部借此可以长久存活——这个“长久存活”不仅是活着，而且是在本地长久活着，绝非人和集团那般在中国足坛的打枪换炮。

　　这里就对球迷的消费能力与俱乐部忠诚度提出了要求，于是很多为资本摇旗呐喊的人便借机两手一摊：中国球迷根本不消费！所以俱乐部无法自我营收，只能靠老板们输血！

　　这种言论同样难书真实。

　　还是那个问题，从1994年开始的所谓中国职业足球，一开始就是依附于企业，这从根子上导致了中国足球俱乐部某种程度上的“注定短命”，因为一旦企业除了经营问题（典型如实德、苏宁）或是在当地拿不到政策（典型如人和），就会顷刻间解体国出走。

　　这种局面，谈何培育当地球迷的忠诚度？谈何打造长久的地域性球迷文化？

　　所以，“中国缺乏真职业足球”的连带现象，就是“中国缺乏真Ultras组织”。

　　而如果是一支公益性的球队，且可以做到长久扎根、不参与金元狂飙、稳固青训梯队，还是拿前文所述的罗宁治下的北京国安为例，G7事件之前，凭借现代汽车的4000万赞助在内，国安一年赞助收入突破6000万，加上比赛日票房收入以及合理的球员教练薪资，国安俱乐部的经营状态在中超联赛前夕已达到健康且科学的标准。

　　永远不要指责球迷不为俱乐部消费，首先要看你作为产品生产商，有无真正用心去为球迷打造高质量、走心的周边商品与文化服务。

　　这一点，今天的国安仍然走在前列，申花、昆山、佳兆业等俱乐部也极为优秀。

　　但是其他俱乐部很少有亮点，更不要提和欧洲俱乐部甚至能开俱乐部博物馆、超大特许商品体验沙龙的高度媲美了。

　　从现实看，还是要落回到伪职业的根本，许多俱乐部也并非没有能力去打造球迷文化，只是他们从根子上就不指望球迷回馈营收，他们的眼里只有成绩以及成绩带来的球场外的回报。

　　因而，他们会巨额投入买巨星，却不在意看台的上座人数；当有一天觉得足球没有用途了想撒手跑路时，同样也不会在意声泪俱下的球迷声浪。

　　恶性循环，这是不争的现实，但不能因为由于历史原因而导致道路邪化的现实横亘于眼前，就对现实妥协、乃至拒绝和否定这条道路本该正确的样子。

　　足球，必须是公益的。

　　利物浦名宿约翰·巴恩斯曾直言：“足球是一项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运动，或许在经济待遇上，有的球员会得到更多的薪水，但归根到底，在足球场上所有球员都是在为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奋斗，无论你是梅西还是阿根廷的一个替补右后卫。”

　　在英国，如利物浦、曼联这些植根于工业城市的俱乐部，都有着极深的工人阶级色彩与劳工阶层根基。在现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足球从来就不是贵族足球，自始至终就是属于全民、全社会、特别是底层大众阶级的公益运动。

　　曼联教父马特·巴斯比，就是一位坚定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的左派足球人士，另一头的利物浦名宿比尔·香克利亦是一位坚定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的人，他曾多次声明：“利物浦是一支有信仰的球队，一支为工人而战的球队。”

　　这样的论调，罗宁也有过表达：“中信搞足球，就是搞公益！”

　　所以罗宁一方面会不吝于展示国资企业的实力“别跟中信比有钱”，但另一方面他也会坚决拒绝北京国安参与恒大掀起的金元风暴，杨璞、陶伟和徐云龙更是在漫天泡沫的角落里接受了杨祖武递上的50万年薪合同。

　　漫天泡沫，看似绚烂，但是它的暗影是十年时间超过40支俱乐部被压垮解散，而这才是中国足球真正的根基。

　　顶层挣得盆满钵满、连续数年国足平均年龄30+，这是“职业足球”该呈现的形态吗？

　　体育的体制之辩，说到底是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对抗，这也是上世纪苏联体育模式与美国体育模式的较量典型。

　　一个让美国人至今难堪的事实是，苏联的体育实力在冷战期间是远远超越过美国的，从1956年到1988年，三十多年的时间内美国在奥运会的金牌榜上只有1968年一次战胜了苏联，剩下的时间全部被苏联碾压。

　　甚至在1976年的时候还出现了奥运金牌榜前十当中，有七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奇迹。

　　在社会主义中国，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而公有制经济更是起到主导作用的支柱体——体育，理应回归到最广大的资源分配中去。

　　公益足球，陈戌源并没有说错，有的只是改革的难度。

　　这份难度来源于历史、堆积于现实，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指责陈戌源“乌托邦”的理由。

　　这不是乌托邦，这就是最本真的足球形态。